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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1-10-29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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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引  子

    五叔跻身火轮船的底仓煤筐缝隙里,晃晃悠悠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从山东老家龙口的海边,稀里糊涂上了这小火轮船,到了大连这边的海边那年,五叔十三岁。

    那年老家遇上了几十年未见的坏年景,起先是旱,旱的山后头从未断过流的沙子河见了底,露出了惨白的沙子和绿黑的石头,石缝间还有干枯的大鱼的尸首。冬天几乎没怎么下雪,开了春,三个多月了,老天整天价响晴薄日,太阳老高老高,阴天都少,哪来的星点雨滴,别说翻地种庄稼,就连人畜吃水都得到五里地外的一个山沟的浑水泡子里往回挑。那庄稼地里刚刚露芽的苞米高梁,被太阳灼烤的象晒透风干了的细烟叶子,一把火就能点着。眼见的这光景捱到秋天,那就是绝收,这屯里凡是喘气吃食的男女老少和五畜猪狗都得饿的死光光。

    于是屯里人再也坐不住了,心理开始发毛,如此春旱,百年不遇,怎办?求生的本能会使人产生强大的动力,谁说故土难离,但不能坐地等死啊!能投亲的投亲,能靠友的靠友,多户人家外出逃生去了。

    那些留下的走不得且死也不肯离开故土的人们并没有坐以待毙,这些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的人们开始沿用祖先传下来的祈感天地的法术,不得不开始祈求老天爷了。

    于是,屯里管事的便派下人来,挨门逐户的抽要粮丁。

    在一个彩霞满天的日落之时,屯里主事的白胡子侯大爷带着一帮壮年后生抬着摆满了五畜的大案台,一路妖歌鬼舞吹吹打打到了西头的大伺堂,请来了几位和尚,开始昼夜焚香诵经撒鸡血,一连折腾了三天三夜,也没求得丁点雨星。到了这第四天的晚上,已经几天几夜没怎么吃喝的侯大爷吩咐众人把他抬到了祠堂外的大案台上,亥时,伺堂燃起了冲天大火,远远望去,在火光水汽中,伺堂的案台瓦砾上,坐立着一个张大嘴巴,高举双臂,抑望天际被烧焦的躯体,那就是侯大爷。

    大伙感怀侯大爷的悲壮,准备把他的牌位恭进祠堂,或许是侯大爷舍身祈雨的壮举感动了老天爷,牌位刚落坐祠堂,天空便乌云密集,开始随风飘起雨滴了。

    这雨是下了,可是又有点邪性,连着下了三四天,天晴雨不停,风停雨不住,忽大忽小,没有停下的意思。

    刚下雨的时候,五叔一家欣喜若狂,眼见得旱情解除,家里的十几亩地的庄稼有的救了,庄稼有的救了,人也就有的救了,爷爷几乎天天往地里跑,看看地里的庄稼水情。

    这天子夜时分,熟睡中窗外突然狂风大作,雷声炸起,劈哩啪啦的雨滴敲打着颤抖的窗棂,狂风啸叫夹杂着远处山石滚落的隆隆声,越发的瘆人……

    爷爷被雷电惊醒,靠在屋墙边抽了一袋烟锅子。呆坐一会儿,惦记地里的庄稼,爷爷实在坐不住了,起身喊起五叔的大哥二哥,披上蓑衣,深一脚浅一脚的往自家的庄稼地走去。

    自家的庄稼地早已没有了横垄竖埂的模样,不知什么时候发的山洪,把地里的庄稼连同垄埂上的石头冲得无影无踪,一片泥石滂沱,见此情势,爷爷急火攻心,大叫一声,嘴里喷出几口鲜血,一头栽在烂泥地里再也没有起来。

    为了安葬爷爷,奶奶狠狠心把当时只有10来岁的二姑送给人家做了童养媳,接着又把三姑、四姑让人领走了(据说到了边外,即现在的黑龙江一带),总算把爷爷装殓入土了,奶奶拉扯五叔哥几个苦苦度日。

    五叔永远记得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他和几个孩子来到离屯有一上午路程的海边拾些海菜什么的,正当五叔撅腚弯腰翻动石头捉小蟹子的时候,从不远处的码头船坞上走过来一个黑黑的,瘦瘦的穿着长袍马褂的家伙,那家伙翻了翻黑脸上的小眼睛,问五叔他们几个孩子愿不愿帮他干点活,说是帮着往船上运煤,运完了每人给两个白面饽饽吃。五叔和一帮孩子一听有吃的,赶紧跟着那个人到了码头。尽管一筐乌黑锃亮的大块煤少说也有二三十斤,但五叔为了这两个白面饽饽,使出吃奶的劲拼命地一趟一趟地来回搬运,一直干到天将擦黑,一帮孩子总算把几十筐煤运到船上的煤仓里。那个穿马褂的人从船上出来,手里提个篮子,里面堆着些黄白面的硬硬的饽饽,那人伸出瘦爪,抓起饽饽,一人两个:“给,快下船去吃吧,火轮船就要开了。”

    五叔伸出黑黑的小手,抓过饽饽,赶紧就往嘴里塞,三个两下就吃下一个,刚想吃第二个,瞅了瞅饽饽,咂吧咂吧嘴没舍得吃。五叔想起了娘。这些日子家里没得吃,整天以黑乎乎的稃子面加上一些菜叶子熬成糊糊充饥,娘就连这也舍不得吃,只喝一些涮锅剩下的汤水,脸已经肿得有些日子了,五叔心疼娘。

    五叔用手捂着怀里的饽饽,正要撒开脚丫子往码头上跑,忽听头顶响起吓人的汽笛声,他下意识地赶紧用手捂住了耳朵,直到那“呜呜”声停下,这才放下手来,他捡起掉在地上的饽饽,抬头望了望船上直冒黑烟的大烟筒,赶紧向码头上跑去。

    到了岸上,五叔停下了脚步,定了定神,回头望了望那艘正冒着黑烟的大火轮船,小心眼里开始琢磨起来:这大船会到什么地方去呢,不会很远吧,等到了地方,卸完了煤,一定还会回来的,我倒不如跟着大船去,帮他们卸煤,干完活了那个人还会给两个饽饽的,到时候三个饽饽一起拿回家去,让娘和哥几个都吃得上,他们一定会夸我,想到这儿,五叔又急忙趁着暮色,跑回船上刚才卸煤的舱房里,看看四下无人,把瘦小的身躯挤进煤筐的夹缝里……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五叔睁开惺忪的眼睛时,一道强烈的白光透过头顶上的仓板缝隙斜刺下来,船似乎已经停了,他懵懵懂懂的回过神来,开始有些害怕,我这是在哪?这船到了什么地方呀?他赶紧从煤堆里爬起来,哭着摸黑找到了扶梯往上爬,刚爬到甲板上,就被刺眼的太阳恍得眼前一片漆黑,使得他不得不闭上眼睛,适应了一阵后,他睁开眼睛,只见甲板上空无一人,紧挨着火轮船的,是一条条桅杆林立的大木船,不远处的码头上,有人在不停地走动。

    五叔吓坏了,他大声哭喊着叫了几声娘,慌不择路围着甲板转圈跑,终于找到了一块连接陆地的跳板,他顺着跳板跑到码头上,朝着远处人多的地方跑去,在离人群不远的地方,又一下子站住了,他似乎突然觉得不对劲啊,如果载他来的火轮船丢下他又开回老家龙口去了怎么办?正当他惶恐不知所措的时候,不知从哪走过了两个穿着黄皮子军装,肩上扛着大枪的日本兵,冲着五叔嘴里叽哩咕噜地叫骂着,其中一个兵抡起枪拖一下子就把五叔打到在地,五叔被吓得哇哇大哭,刚要爬起,两把明晃晃的刺刀直指着他的肚皮,五叔不敢起身,那两个日本兵相互嘟囔几句,收起大枪,伸手扯着五叔的耳朵,把他提溜起来,不管他如何喊叫,把他弄到出口处,照着五叔的屁股狠踹了几脚,把他踹到了异乡的土地上……

    一

    这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宽阔的深水港,常年不冻。码头和船坞原是沙俄建造的,可是他们没用上几年,就被东洋日本的军队打败了,赶跑了沙俄老毛子,日本人成了这地儿的主人。

    码头的周围几百米的地方,围着筷子粗的铁蒺藜,进出口处,有一个二十几米高的岗楼子,两个扛长枪的日本兵在上面不停地来回走动,岗楼里还悬挂着两个大大的探照灯。

    码头里是分几个船坞的,除了货运船坞,其它是不许中国人靠近的。那些蒙着绿皮帆布的大卡车进出港口都是到那不许中国人靠近的船坞,有时还能看见卡车从大船上接下来一队队身上头上缠着绷带的伤兵,还有的士兵被担架抬着。

    离中国人禁入的港口几百百米远的浅水区码头,还有一个进出口,那就是日常的客货进出口。港湾里停靠着十几艘大大小小的火轮客货船,一块块斜斜的跳板,把船与岸上连接起来,船坞上堆放着各种物资杂品,稍远处,是一排排的库房。在货轮与仓库之间,踩着跳板上上下下的装卸货物的就是中国苦力。

    码头出口一直向南,不到两里地的路程,有一个小山沟,说是山,其实也就百来米高的大土丘,在半山腰的树丛里,隐约可见几处破败的红房子,说是早年不知谁捐建的一个什么寺庙,如今难得见人上去,似乎断了香火。在山脚下,有一排排低矮的破砖瓦房,那就是中国苦力们住的地方,大伙把这地方就叫寺儿沟。

    寺儿沟,在当地的中国人堆里还是有很名气的,因为这儿外来人多,逃难的,大烟鬼、赌徒、伤兵痞子,娼妇等等。人多事非也就多,动刀提棍打架斗殴几乎是天天都有,三天两头沟里躺着个死人,也没人当回事。    

    住在这儿的人大多是靠码头吃饭,扛大活,出大力的,只要你有得力气,扛得动一坨少说五六十斤重的豆包(压榨后的黄豆坯),最少三坨上肩过得了跳板送到船上货仓里,你就能挣到钱,这叫吃码头。

    这儿的人每天谁兜里多少都有俩小钱,钱不多但来钱快,扛一上午豆包,完活领着活千(计量的牌牌)去账房当场就能领到钱,身板不行的干不了这苦力。

    五叔被日本鬼子兵踹到这码头外面,他哭天嚎地,不顾死活的还想再闯进码头里,可是站岗的日本兵一声吼叫,把上了刺刀的大枪直挺挺的顶在五叔的胸口,吓得五叔连连后退,赶紧离开了码头。

    一连几天,五叔就在码头周围转悠,白天他跟着那些干苦力的中国劳工从不远处的入口进得码头,干些力所能及的搬运活,挣得几个窝窝头钱,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看到那条把他带到这儿的火轮船,他认得那条带他来的火轮船,也认定总有一天他会遇到那条船,也只有那条船,才能载他返回老家,回到娘的身边。到了晚上,他也随着苦力的人流,出了码头,往东走不到十里,就到了称作寺儿沟的地方,那是码头苦力们的集聚地,是最大的一片穷苦人居住的棚户区,五叔随便找一个没有屋顶、没有门窗的残屋墙壁对付一夜,白天照常混进码头,等待那条火轮船,直到他遇到了巡街长。

    巡街长应该是当警察的称呼,苦力们这样称呼他五叔并不知道缘由,他也和大多的苦力们一样,住在寺儿沟。他注意五叔已经好几天了,看到这个孩子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要吃的捡剩的,瘦弱的小身板干苦力也挣不到几个钱,一定又是个流浪的孩子。

    一天中午,他看见五叔眼巴巴的坐不远的地方啃着冷窝头,就喊了他一声,招招手,把他叫了过来。

    来到身边,巡街长笑着让他在自己身边坐下,把有意剩下的还有着余温的半拉杂合面窝头和几块咸鱼让五叔吃,开始五叔有些迟疑,望着巡街长善意的微笑,最后还是接过来吃了。下班收工后,巡街长问五叔,愿不愿意跟他回家去,五叔看着巡街长不像个坏人,就点点头跟着巡街长走了。

    巡街长把五叔带回了家里,媳妇早做好了饭,见巡街长带回来一孩子,也没说什么,默默拿来一双筷子递给五叔,五叔趴到桌子上,狼吞虎咽的吃了顿热乎乎的饭菜。

    天已完全黑了下来,五叔呆呆的坐在地上的木凳上,浑身有点不自在。巡街长点了一锅烟,笑着对五叔说:“咱上外屋说话”。

    五叔就这样在巡街长家安顿了下来,几个月后,巡街长就在他家房子的西面,紧挨着山墙用破砖乱瓦碎油毡纸为五叔搭建了一个偏夏子,五叔总算有了一个自己的窝。

    巡街长叫什么没人知道,五叔只知道他姓傅,听码头的苦力说巡街长原是一个派出所的巡长,犯了什么事让日本人给开除了,为了讨生活来码头出苦力。

    巡街长的媳妇看上去年岁要比巡街长小许多,口吃,腿有毛病,跛脚。平时很少上街露面,只是送交替人烫洗缝补的衣服时才出屋。家里有一个三五岁的女娃,全靠着巡街长扛大活过活。有时候巡街长病了,那媳妇就拖着病腿出门或让五叔买点菜和棒子面回来。

    几年光景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寺儿沟的破毡红砖房子越来越多,已连成了几大片,“红房子”的称呼渐渐取代了寺儿沟。

    五叔和巡街长住在东西走向的两排红房子之间,房后有一条一到夏天就泛着臭味的水沟,流淌的污水的上面,永远漂浮着破布碎纸烂菜叶。沟的旁边,还有许多用沥青纸破苫布搭起的窝棚,都是地上半截,地下半截,地下半截那是为了冬天防寒。住在窝棚里的人要比住在红砖房里人还要苦,稍好一点的人家窗户是大小不一的玻璃拼的,门和窗框是油漆过的,差一些的门窗都是用塑料布拼接的,再差的就是用木板直接钉上,用纸糊的窗户了。几个门梁上涂些许红色,挂个小红灯笼,窗户有几块玻璃的就是暗娼的家了。

    正在长身体的五叔也壮实了许多,原来扛一个豆饼坯直打晃,走不了多远,现在咬咬牙能可以扛三四个了。

    巡街长高高瘦瘦,面色黄黄,近几个月来,似乎身体出现了异样,扛不几趟豆饼坯就直冒虚汗,脸色惨白,夜晚咳嗽不停,有一天半夜巡街长的跛脚媳妇过来叫五叔过去,到了他家一看,巡街长趴在炕沿上,冲着地喘着气,还在吭吭哧哧的吐着,地上的一个脸盆里,有小半盆的血水……

    巡街长得的是肺痨,这是个秧子病,干不得重活,花钱抓药治病,出苦力挣的几个血汗钱根本就不够用,越是这样,家里越是添事,媳妇几个月前,又给他添了个胖小子,这样一来,家里的吃喝可就跟不上流了,为了养家吃饭,赶上身子骨好点了,巡街长就强撑着,去码头扛几趟活,五叔看在眼里,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把每天出苦力挣的工钱都给了巡街长的媳妇。

    一天傍晚收工,劳工们照例排队站在出口处等待“二鬼子”(被日本人雇佣的中国人)搜身检查后放行回家,他们有的在抽烟,有的在低头清点刚领到的角票,巡街长就站在前面离出口不远的队伍里,他脸色发白,不停地用拳头堵着嘴,在低声咳嗽,粗大的喉咙骨节一动一动的,五叔发现今天巡街长似乎比以往更加瘦弱疲惫,脚步移动异常缓慢而沉重,就在快要排到巡街长时,突然岗楼上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紧接着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三四个穿着黄皮子军服的鬼子兵,嘴里叽里哇啦的怪叫着向出口处冲过来,一个鬼子兵跑到前边,一下子把出口铁门关上了,转过身把上了刺刀的大枪横端着,对准了劳工队伍……

    五叔突然发现站在前面的巡街长脸色一下子变得蜡黄,脑门上沁出一层细细的油汗,他的脚腕上扎着绑腿,可两条粗粗的腿在不停地发抖,几个鬼子兵上来挨个用脚狠踹劳工的裤腿,用手撕扯着劳工的衣袖,一个鬼子兵用脚使劲踹着巡街长还在发抖的粗腿,突然,巡街长脚腕上的绑腿布条松开了,倾刻间从裤管里流淌出白花花的大米,向脚的四周散开去,那鬼子兵发现了大米,立刻高声怪叫起来,几个鬼子兵一起围了上来,不由分说,架起闭着双眼,满脸汗水,已迈不开脚步的巡街长往几十米远的岗楼里拖去,从巡街长裤管里散落着的大米像是一条细细的白线,在不停的向前延伸,拖了有十几米远,几个鬼子兵一下子就把巡街长摔在地上,开始用枪托狠捣躺在地上的巡街长,猛然间,巡街长像一头豹子一样高高窜起,一头把一鬼子兵撞翻在地,还没等巡街长再爬起来,几把刺刀已深深的刺进巡街长的身体里……

    五叔和几个工友把巡街长抬了回来,跛脚媳妇见了男人血肉模糊的尸首嗷的一声背过气去。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给巡街长办后事,还是五叔和苦力们帮着凑了几块钱给买了一口薄薄的槐木棺材,抬到后面的山上找个地儿给埋了,总算没有裹着破席子丢到山里去。

    巡街长走了,五叔没有办法再留在红房子了,除了一身衣服,他把身上所以的钱物都留给了巡街长的媳妇。

    二

    红房子西面,大约十里地远,就是大连火车站,当年五叔离开红房子,是去投奔曾和巡街长一起在派出所当过差的姓任的大哥。这任大哥经常来巡街长家,在巡街长家吃过饭,也喝过酒,也多次说过有事去找他。

    任大哥就在火车站的站台里的满洲邮便局里干活。在站台西面几十米远,有几排低矮的砖瓦房,屋顶和门窗都被涂上了绿色,这就是满洲递信大连事务所。五叔就在这里谋了个接转邮件的差事,是任大哥做的保人。

    火车站四周是用残破的铁丝网和破木条板围档着,时常有一些大大小小衣着破烂的孩子从档板缺口进进出出,不时地抱着一小捆破木头或是破筐里盛着煤渣什么的。

    五叔上工那天,一进站台,一下子就被停在铁道上的宠然大物惊呆了。那是由一个个铁房子连接起来的,打头的那间铁房子上面,铁皮烟筒正冒着浓浓的呛人的黑烟,在长长的铁房子中间,有几个人正从房间里往停在门下边的平板车里卸什么东西。任大哥告诉五叔,这就是咱们要干的活,接车、转运邮袋。

    事务所一共有二十几个中国劳工,倒着班干活。递转课就是专门负责封发、接转邮袋的。

    递转课的课长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日本人,叫矢川进二,人长的又瘦又小,只是鼻子并不小,整天红红的,象一个烂熟的草莓。

    五叔初来乍到,一瞅见日本人,两腿就直打哆嗦,看见矢川进二,就象老鼠见了猫,想法躲开他。时间长了,感觉这个日本人说话还算挺和气,不象那些日本兵那样凶,平时也很少打骂干活的中国劳工,有时火车晚点了,或是邮袋积压多了,时常也动动手帮着扔几袋。看到五叔没家没业的,人也挺机灵,矢川就让五叔睡在大库房门边的小屋里,权当值夜。

    矢川的中国话说得挺顺流,而五叔的山东方言他有时听不大懂。有一回矢川让五叔买来一些烧鸡、干鱼片什么的,还买回来一瓶烧酒,硬叫五叔陪他喝几杯,几杯酒下肚,五叔还没觉得怎样,矢川却醉眼迷离,说起了他的伤心事。

    矢川是为了找儿子才来到中国的。当年他儿子高中还没毕业,就被征兵派到中国去打仗,儿子当兵走了,只给家里来过一次信,说是编进了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从日本到中国东北,必须得坐船先到大连,然后才能乘火车去东北。矢川的老婆想儿子都快想疯了,整天就知道哭。有一天,矢川的老婆看见邻居家收到了与她儿子一起入伍的同学的骨灰盒,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一头扎进了路边的井里。矢川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打算到去中国寻找儿子,正巧赶上了日本往中国移民,他便报了名。等到了中国,他才知道中国东北这地方太大了,到哪去找儿子呢,只知道儿子到了满州,连部队的番号,准确地址都不知道。没办法,矢川只好先在大连落个脚,等有了机会,再作打算。一说起他的老婆孩子,矢川就拉着五叔的手,好一痛哭。

    “妈的,日本人也有倒霉的。”五叔心里骂道。

    那是一个秋天的黄昏,矢川在领着劳工接送完最后一班邮车,突然不辞而别,走之前,他曾跟五叔说过要去满州办点事。大概过了十几天,来了几个日本宪兵,找任大哥和几个中国劳工录了矢川出走的证词,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递转科又来了个新课长,这个小鼻子日本人跟矢川不一样,高挑的个子,留着寸头,看样子好像岁数不大,顶多也就三十来岁,最扎眼的是这小子嘴唇上蓄着一小撮仁丹胡子,不大的眼睛里总泛着凶光,嘴里经常“八嘎八嘎”地骂人,一会儿说邮袋码放不齐,一会儿又说摔坏了邮包要扣工钱,甚至看到哪个中国劳工干活不顺眼,上去就是一嘴巴,“开除的干活”。中国劳工恨不得往他的茶水杯里放耗子药。

    一天晚上,五叔在库房守夜,半夜被尿憋醒了,他顺手扭亮了电灯,起身上完厕所,回屋躺下,方觉得有点饿。他再次起身走出小屋,望着一排排按路由码放得整整齐齐的帆布邮袋,心里一琢磨:这么多邮包说不定哪一个里面就有吃的呢,可这些东西都是往来日本的,动一下可要挨刺刀挑的,他想起了码头上为几把大米被日本兵乱刀刺死的巡街长,他有些害怕,便折回小屋,重新躺下。可越想吃的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觉得肚子饿:“妈的,怕日本人个鸟,大不了让小鼻子刺刀挑了,死了也不当饿死鬼”。

    五叔翻身下床,轻轻地走到库房门口,推开一扇库房门,抬头向楼上仁丹胡住的那间房屋望了望,黑幽幽不见一丝光亮,大概那个狗日的日本仁丹胡睡着了。于是他关上门,提着手电筒,沿着墙边一溜排开的邮袋,顺手挨个用手摸,估摸着袋里的邮包象是吃的东西,他便小心地把栓在封口处的绳子和袋牌给撸了下来,揣进口袋,伸手把邮袋里的几件邮包拽了出来,他拿起其中一袋,放到鼻子底下一嗅:“嗬,鲜香味,象是大虾米。”他忙不迭地拆开封包线,撕破里面的塑料包,抓出几个送到嘴里一嚼,真鲜哪,果然是大虾米,他忙脱下披在身上的外衣,铺在地上,将邮包里的大虾米倒出小半包,然后连同另外几包邮包一起胡乱塞进大帆布袋里,将袋牌仔细重新封好,用绳子扎紧,用手电照了照四周,没发现有什么异样,这才回到自己的小屋。

    五叔美滋滋的品尝着大虾米的鲜香,似乎又觉得缺点什么,对了,酒!此刻要是有酒,那真是神仙也得流口水呀,可是现在到那去整酒呢?不如再找找看,说不定还真能找到,反正已经拿了大虾米,不如再去拿点酒来,要是犯了事,一锅端吧。

    他拿上手电筒,顺着大库房走到了另一头,在靠墙边上,有一垛硬木壳包装的箱货,那是昨天从码头运来准备明天发往满州里的。他虽不认得纸壳箱上的日文,可上面画着一个身穿和服的日本娘们手里拿着一个酒瓶子,“这里面说不定就是酒,管它是什么,打开再说。”五叔动手就要打开木箱子,可是上面的封口纸条却不象邮袋的袋牌那样能够慢慢撸下来,要先打开箱子,就得撕掉封条。五叔站在原地,没有敢动手。可又有点不甘心,他琢磨片刻,抓了抓头发,灵机一动,紧忙回到小屋,找来一块毛巾,沾上水,然后把水轻轻润湿在封条上,过了一袋烟的功夫,他用手去揭封条,竟齐刷刷完整无损地揭了下来,他定了定神,用手打开箱子,从里摸出一个大玻璃瓶来,用牙使劲撬开瓶盖,用鼻一嗅:“哈哈,真是酒啊。”他一场脖,猛灌了一大口,用舌头咂了咂嘴唇:“甜酒,不错,这帮该杀的小鼻子,还挺会过活……”

    他把酒瓶揣进怀里,回到小屋,稳了稳神,然后一口酒,一口虾米的吃喝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竟然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五叔被尿憋醒了,他眨巴眨巴眼睛楞了一会儿,忽地坐了起来,他想起刚才去库房偷酒的事来了,仔细想想那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地方会被人发现,他忽然想起那箱子的封条当时并没有重新粘上,也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了,这要是封条没了,明天发现酒被偷了,我这个守夜的,是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的。

    他急忙起身,拿上手电筒,走出了小屋。刚来到库房,就听到大库房门边有动静,恍惚象有人推门进来了,吓的他“啊”的一声,赶忙用手电照过去,顺着条状的睡衣,手电光停在一小撮仁丹胡子上……

    “你的,什么的干活?”仁丹胡吼道。

    “我……我的抓老鼠,耗子的干活……” 五叔哆嗦地下意识答道。

    “哟西。”仁丹胡朝黑暗中的大库房扫了几眼,提了提裤子,转身走了。

    五叔站在原地好一会儿,才慢慢回过神来,用手一摸脑门,汗渍渍的,冰凉!,要是被日本人捉住,就会像码头上藏米的巡街长一样,非挨刺刀不可。他急步上前把库房大门关好,又找来了根铁条横插进门栓里,用手推了推,估摸外面再也无法打开,这才放心地回到小屋里。

    “真他妈的丧气。”他嘟嚷着,斜靠在破棉被上,一转眼,瞅见了那瓶该死的酒,“娘的,这个驴进的小鼻子,差点吓死俺了,不就是这瓶破酒吗,我喝死它得了。”于是他伸手拽过酒瓶,咕咚咕咚把酒全都灌进了嘴里……

    他倒在了床上,感到头有些昏,浑身燥热,翻来覆去的更睡不着了。他坐起来,打算找水喝,一眼瞅见了刚才那个酒瓶子,脑子里转了几个圈,这才感到有点麻烦,这破酒瓶还真没地方扔,丢在眼前有让人看见就知道这玩艺不是咱中国造的,更不是咱中国人能喝得了的。要是在这劳工区发现了这酒瓶,那么所有中国劳工就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他娘的,还得老子给送回去。”他摸黑回到刚才拆东西的纸箱前,“我的娘呀,差点又坏了大事,”那个刚才被他拆开的纸箱此时还敞着口呢,刚才拿出酒瓶,却忘了把封口封好,封条还在一边箱子上呢。他霎时激出一身冷汗,赶紧把酒瓶塞进箱子格中,打算重新封好,心里一闪念:“娘的,不能便宜了这帮小鼻子。”于是他又重新抽出空酒瓶,扒开裤子,掏出那玩艺,对准酒瓶口一阵欢快淋漓的渲泻,将一泡尿全灌进了酒瓶里:“让小鼻子尝尝中国爷们的酒,哪个鬼孙儿喝了,算他有福气。”他找到瓶盖,压紧,又回屋找来浆糊,把封条小心翼翼地粘牢,封好纸箱,这才放心地回屋睡觉去了。

    三

    满州电报电话局大楼矗立在火车站与海港码头之间,因为周围没有超过两层楼高的建筑,所以五层高的大楼特别显眼,灰黑花岗岩石砌面,长方形的窗户深陷在厚厚的墙里,楼顶有两个圆形的独立的角楼,上面挂着日本的膏药旗和红蓝白黑黄五色满洲旗。进出大楼的通道口都是由日本鬼子兵把守,大楼的后面有一片空地,四周围着铁丝网,里面堆放着浸过沥青、桐油的粗细不一的木杆和电缆轱轳。靠近铁丝网的边上,杂草丛中,堆放着废弃的铅皮电缆。

    大楼的正前面是一条五十多米宽的柏油马路,马路的正中央是一条双向的有轨电车道,车道的上方是细密有致的电网,每一辆电车的中央部分都会翘起一根碗口粗的似大辫子的铁杆连接在电网上,经过磨电驱动的电车才能在亮亮的铁轨上运行。电车行驶很慢,没有喇叭,运行中会因为与铁轨的接缝处摩擦而产生咣当咣当的声响以提醒路人。临到站了,司机会用手摇动驾驶室旁边的直径有二十厘米粗的黄铜铃铛,告知乘客到站了。电车的车厢颜色也分为两种,一种是红色的车厢,那是给中国人坐的;绿色的车厢则是给外国人乘坐的,主要是日本侨民,两种车厢的站台也相距近百米。

    电报电话局是保密单位,是由军队管辖,日本人招劳工都要经过特高课和伪派出所调查,还要有保人。任大哥给日本人干了几年劳工,有特高课发的一等良民证,任大哥又一次作保,把五叔保进了满洲大连电报电话局。

    五叔和十几个中国劳工干的是铅工的活。这活计除了电缆接续有技术含量外,大都是挖沟立杆拖电缆的苦力活,就说这立杆吧,得先把十几米长的浸过桐油的木杆粗的一头栽进两米深的土坑里,然后抬起另一头,用肩膀扛住,两手抱住木杆,一点一点往前送,直到把木杆立直填石压土才行。干这活一般得几个人合力。十几米长的油木杆少说也有几百斤重,一般几个人合干,而五叔年轻气壮,凭着一身蛮力,一个人双手抓牢油木杆,用肩膀一顶,吼一声准把木杆立得不摇不晃,铅工们看的直叫好。

    铅工科的工长,是个腿有残疾的日本军人,叫吉田,是在满洲剿匪战场上负伤后来这里的,年纪比五叔大不了多少,长的眉清目秀,象个高中生。班里还有两个跟中国劳工一样干苦力的日本人,听说是逃兵。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里边的工长,姓洪,小头,粗腿,细身子,尖嘴猴腮,鼻子像随便丢了块泥巴在脸上,别看这人瘦小,饭量却大的惊人,别人一顿饭一个苞米面窝头,他能吃三个,人称“老歹”(能吃的意思)。

    吉田人长得清秀,平时干活监工也特认真,工作服总是干干净净,总戴一副白线手套。这小子脑瓜好使,来铅工科没多少时间,就把线缆通信的工作程序摸索的差不多了。地井里配线,铅缆接续封焊,活干的非常仔细,每次干完一个活,他都会把写有名字和日期的防潮纸片封焊到电缆里。

    吉田脾气古怪,除了派工或干活时指导几句外,从不多说话,整天绷着脸。有时上司来巡视,他也能躲就躲,躲不过了,就拖着那条残腿,一瘸一拐地跟着上司转,不问也说话,连那两个日本逃兵见面跟他打招呼,他也象没瞧见似的爱搭不理,有时看见铅工活干的不顺眼,嘴里说几句半身不熟的中国话,指指划划告诉怎么干,有时实在说不明白,他就亲自上去操作一遍,然后退到在一旁看着铅工干。如果还是干的不明白,急眼了他就会上去朝铅工的屁股就是一脚,叫骂几声,赶走铅工,他亲自干。连那两个比他年岁大许多的逃兵也挨过他的残腿踹,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踹过五叔,他对五叔干过的挺满意,时常还单独指导下五叔电缆接绪,遇到较复杂的电缆抢修他都带上五叔。

    五叔也很有灵性,虽然操作书上的字认不全乎,但对图解操作领悟很快。吉田教过的操作要领,不用第二遍,就能完全记背下来。有时遇到复杂的抢修技术活,吉田带上五叔让他直接上前操作,干完活障碍恢复通话,吉田对五叔伸出了大拇指。

    五叔来钳工班有两年多了,刚开始活计不多,强度也不大,不紧不慢的干着,但是近半年来,钳工们的活明显多了起来,线路被盗、被破坏的事越来越多。电话通讯中断,抢修不及时,日本人急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吉田也常常被上司训斥,脾气也越来越坏,这下铅工们遭了殃,整天累死累活的抢修,线路被破坏的障碍也越来越多。

    外面的活够紧的,偏偏在这个时候日本人发现大楼后院堆砌的废弃的铅皮电缆被偷盗了,被盗走的不是成捆成段的电缆,而是被一截一截割断盗走的,由于是一些废弃的铅皮电缆,开始并没有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而是当兵工厂的汽车来准备运走电缆时,才发现电缆被盗之事。

    吉田知道了铅缆丢失的事,和警察署的警员到后院看了看现场,发现整段整段的缠在木轱辘上的铅缆还在,认为只是丢了一些废旧的断头破碎的铅缆,也就没当回事,一个挨一个的抢修工程已使他忙的焦头烂额,哪有精力顾及这事,他把工头老歹和两个逃兵叫来问询了一番,告诉他们查看修补一下铁丝网,防止毛贼再来偷盗。

    铅皮电缆被偷,五叔心里明净的,他知道这事就是内鬼干的,他曾几次看见老歹几个人把截成几段的铅缆塞进竹梯子的空心里带出大楼。一个参与其中的劳工喝酒时说漏了嘴:没钱喝酒?整铅皮啊。

    一天中午,铅工们刚吃了午饭,懒散地坐在院内的线杆堆上抽烟晒太阳,那两个日本逃兵不知那来的一股邪气,嘴里哇啦哇啦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对着中国钳工们大声叫号,那意思是要跟钳工们比试摔跤。

    钳工们都知道日本人惹不起,日本兵是更加的残忍,心理上便已输掉了几分,没人敢站起来与他们较量,几个胆小的铅工悄悄地起身躲一边去了。这两小子看到众人一个劲的往后躲,还没较量就吓成这个熊模样,便更加有恃无恐,一个鬼子兵抻手拽过一个铅工,耍柔道搬的连背带拌扔出几米远,看到那个被摔的铅工痛的大声叫喊,两个逃兵哈哈大笑,其中一个挺着肚子,朝坐在一边的中国铅工伸出了小手指:“你们中国人的这个。”说着伸手就要拽另一个铅工,吓得铅工们四处躲闪。

    正当这两逃兵得意忘形的时候,早在不远处看了好一会儿的五叔走了过来,他扶起那个头被摔出了血的铅工,转过身来,两眼直瞪瞪那两个逃兵,骂道:“驴进的,小鼻子狗杂种。欺负人啊!”

    他甩掉了破夹衫,露出胳膊上的圪塔肉,上前一步,招呼两个逃兵“来来,你们的,一齐来。”

    那两个逃兵看看五叔的身架和一脸的怒气,眼光里闪过一丝的恐惧,两人在一边嘀咕了一会儿,然后一左一右弓着腰,跳着脚就围扑上来,五叔瞅准两人的来势,扎好马步,跟两人兜起了圈子。陡然间,五叔朝其中一人虚晃一拳,转身伸手疾速抓住另一逃兵的脚脖子,挥起拳头,朝那小子的肚子狠击一拳,那小子嗷得的一声滚出老远。另一逃兵见势从旁横起一脚,直朝五叔面门掼来,五叔头没动,身未挪,举手一档,反腕一抓,揪住横掼过来脚脖子,朝里一拽,另一只手顺势抓住他的腰带,大叫一声,凭空把那逃兵举了起来,转起来圈圈……

    铅工们开始觉得五叔摔倒了一个,又把另一个也象死狗一样抡了起来,齐声叫起好来,总算教训了这两个畜生,替咱中国铅工出了一口气。可是过了一会儿,铅工们马上又觉得不对劲。瞧着五叔那恶狠狠的目光,根本就没有放下那个逃兵的意思,这圈越转越快,大有摔死那逃兵的架势,有的铅工害怕了,如果把日本逃兵摔出了三长两短,别说是五叔,在现场的中国铅工谁也逃不过干系,日本人又能放过谁?马上就有铅工对五叔大喊:“放下,快放下,千万别摔了……”

    老歹也大声喊叫:“你他妈干什么呀,你是要害死我们呀……”

    五叔此刻已完全听不到铅工们的叫喊,他的眼里冒着火,举着不断挣扎的逃兵转了几圈,瞅着旁边有个搅拌白灰水泥的大坑,就象丢掉麻袋包一样,把那个日本逃兵扔进坑里,随着一阵尘烟泛起,传来了杀猪般的叫声……

    旁边的中国铅工们吓坏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几个人急忙跑到石灰坑里,拉起那个倒霉的逃兵,有人打来几桶水,照着逃兵的脑袋胡乱冲下去。这时吉田不知从那冒了出来,他直奔五叔面前,大声叫骂一声“八嘎”一扬手,给了五叔一嘴巴,五叔一时性起,血涌上头,他攥紧拳头,抢起胳膊就要给跟吉田拼个你死我活,几个铅工急忙上前,把他拖到一边,死死地抱住了他,老歹一个劲地对吉田点头哈腰,“他的,小小的,你的饶他……”

    吉田转身走到那两个逃兵面前,一扬手,一人给了一个嘴巴。可怜那两逃兵挨了摔,又挨了一嘴巴,掉坑里的那个头上还流着污血,站直了身子,“咳,咳”地向吉田点头哈腰。

    吉田斜眼瞅了瞅五叔和铅工们,喊道:“你们的,统统的开除。”说完拖着残腿向楼里走去。

    吉田和两个逃兵都走了,铅工们也都傻了,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铅工们开始埋怨五叔:“你逞什么能耐啊?就你厉害?你这下可闯

    下大祸了,俺们干活吃饭,得养活老婆孩子一家人,你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砸了俺们大家的饭碗,你一人能对付,我们怎么办?”那个被日本逃兵扔出老远的铅工一边捂着鼓起大包的脑袋一边对他叫着:“关你什么屁事,我挨摔我认了,用你管么,饭碗砸了,你给我们饭吃……?”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五叔回道。

    “你当得起吗?”老歹叫道。

    下午,老歹好说歹说拖着五叔和几个铅工一起到了吉田的办公室。老歹和几个铅工不停地向铁青着脸,恶狠狠瞪着五叔的吉田鞠躬认错,“他的小小的,孩子的,你的饶他。”

    无论老歹和铅工们怎么告饶,五叔始终直直地立在那儿,象一个油榨的木杆,一言不发。而吉田也全不理会铅工们的告饶声,只盯着五叔,老歹拽着五叔,硬按着他的头向吉田鞠躬,五叔脖子直直的,就是弯不下头,几个跪在地上的铅工泪眼婆娑的冲着吉田直磕头,见此情景,五叔推开老歹,向吉田深鞠了一躬,吉田的脸色缓和了许多,“出去,你们统统的出去。”

    吉田没有开除一个铅工,但却扣了铅工当月的一半工钱,包括那两个日本逃兵。

    事情过去之后,五叔变的更加沉默寡言了。话不多说,活却不少干,没事时找来废线缆照着图纸练练压线接绪,有时看到吉田和那两个逃兵吼叫打骂铅工,他也躲得远远的,甚至有一回那两个日本逃兵在立线杆挖土坑时故意把一铁锹碎石土扬到他的身上,他也只是拍拍身上的土,躲到一边去了。

    过端午节,几个铅工下了班在宿舍喝酒,五叔喝的朦朦胧胧的嘟嚷着:“这些个狗杂种,等着。”

    日伪时期的关东地区,大连是日本侨民最多的城市,这与他们老家地理上比较近有一定关系,因为从这儿的码头上坐船,也就一周的时间就到了日本本土。他们在东北地区掠夺来的所有的能源物质都是从这儿装船运往日本。

    吉田经常出差,主要是到奉天(沈阳)一带接运器材物资,每次出差途中,吉田都要换上中国人装束,象个商人,带上一个他认为靠得住的中国钳工,以应付路上的杂事。这次吉田到奉天出差,照例带了一个中国的铅工。

    吉田走的当晚,五叔也请了几天假,说回老家奔丧,于是他就在当天半夜走了,几天后才回来。

    过了六七天,跟随吉田到奉天出差的铅工一个人回来了,他说他随吉田到奉天办事的第二天,看着电缆等物资封好在一辆军用卡车里,天已擦黑了,吉田就吩咐铅工睡在车库里守着,他随另一个人出去喝酒了,等他喝完酒东摇西晃就快要回到车库时,不知从哪儿冲出一人,一顿乱棍将他打倒在地,他的鼻梁骨被打塌了,被揣断了三根肋骨。日本宪兵象疯狗一样满世界抓人,听说当晚就抓了好几百人,也不知抓到了凶手没有,吉田这会儿也被人护送到了满洲铁路医院,差点丢了性命。

    铅工们听了,心里暗暗叫好,当天下了班,几个铅工凑份子到小饭馆喝了一顿,就数五叔喝的多,最后连黄水都吐了出来。

    “便宜了这杂种。”他痛快地叫着,被铅工们架回了宿舍。

    吉田休养了近一个月,终于来上班了。他鼻梁仍贴了块药布,脸色愈加惨白,说话也有气无力。铅工们凑了点钱买了些水果点心委托“老歹”去办公室看望慰问他。

    四

    日本人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在东北前线开始对日军发起全面进攻,整个东北地区开始吃紧,城市上空时常响起防空警报声,每家每户的房屋玻璃窗户上都贴上了米字型的纸条条。到了傍晚,实行灯火管制,主要街道暗淡的路灯下行人稀少,四五个一队的荷枪实弹的鬼子兵衣袖上缠着“警”字白色袖箍在街道上巡逻,任意查验行人的良民证。

    码头附近,却是一番紧张繁忙的情景,那些大小火轮船,烟囱始终冒着黑烟,运送的部队、物资装卸完毕,立刻起航。那些原来堆满货物的长长的货场,临时搭起了一连串的墨绿色帐篷,里面住满了等待轮船运送回国的鬼子伤兵,岗亭上的探照灯惨白的灯光不停地来回照在帐篷上,膏药旗有气无力地挂在帐篷的顶端,诺大的货场地面铺了个硕大的红十字布。

    战时市内的粮食供应也开始实行了配给制,中国人必须持日本宪兵发的良民证到指定的粮库买高粱面和棒子面。中国人买卖大米白面是要被当做“经济犯”送进监狱坐牢的,那些大米白面是要送给日军支援“圣战”的,普通的中国人只能以低质的粗粮解决温饱,就连这些粗粮也时常断供。眼下铅工们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原本那点可伶的的工钱现在每月都要扣出一些,说是支援“圣战”,半年后,就连工钱也停发了,每月每人只能领回一袋三十来斤的杂合面。

    这年秋天,五叔怀揣着几年攒下的钱,回了趟山东老家,他为娘买足了一身衣服的衣料,还为哥几个买了不同的物件,等他乘船回到老家,却怎么也找不到老家的住处了,原先的屯子,早没了往日的模样,遍地砖头瓦块,断墙残壁,荒草连天,原先居住的家宅院落,已成了臭水塘子,他四处打听家人的下落,却无一知晓,原屯中的人家几乎全部逃荒迁徒走了,现住的,也只是外来的人家。

    五叔来到后山上,还好,那埋葬爷爷爹爹等几个先人的祖坟堆还依稀可见,没有找到老娘的坟堆,说明老娘还在人世,也许和兄弟姐妹外出逃荒去了,叶落归根,最终还是会回到故土的。

    五叔找人帮忙把坟地修茸一下,然后跪伏在祖先的坟前大哭一场,把买来的烧纸,冥香,连同为娘买的衣料等一起烧化了,返回了大连。

    到了这年年底,吉田不知什么原因连同那两个逃兵一起就要被送回国内,临走前,吉田在饭堂里请铅工们喝酒,酒过三巡,落魄的吉田便开始唱起了难听的日本小调,唱着唱着,吉田便开始嚎啕大哭,哭的好悲伤,但无论他如何悲天动地,却丝毫没有耽误铅工们的猜拳行令,最后吉田摇晃着起身,揣起酒杯,向铅工们深深一鞠躬,“谢谢你们的关照。”他特意走到五叔身边,抻出了大姆指:“你的,中国人的这个。”

    局势进一步混乱,电话线路被人为被破坏的故障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紧张,就连铅工们外出抢修线路还派了两个鬼子兵在施工现场站岗放哨,这在以往是没有的事。

    吉田和那两个逃兵被充军走了没几天,五叔就被委任为铅工班的工头,取代了老歹,因为老歹在偷了无数次铅皮电缆后,人就没了影踪。

    一年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五叔带着铅工们正在外施工,老歹不知从哪儿突然冒了出来,他穿着厚厚的棉夹衫,领子上围着一圈不知什么动物的皮毛,两耳朵上套着毛毛圈,活像一个杂色的狐狸,他两手插在袖管里,抽动着塌鼻子,和正在干活的五叔和铅工们打招呼,他掏出纸烟,正想进一步套近乎,被站岗的日本兵一阵喝斥退到了一边。老歹并没有走远,而是在不远的路边一直等到铅工们收了工,跟着大伙一起回到大楼地下室钳工们住的宿舍里。

    老歹说一定要请五叔喝酒,其实五叔心里很不喜欢这个老歹,总感觉这个人不怎么地道,心眼道道太多。碍于情面,大冷的天看他一直等到了天黑,也就随了他去了酒馆。

    在离电话电报局里不远的繁华街道“天津街”上,老歹请五叔到了有名的“马家饺子馆”吃羊肉饺子就酒。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老歹真是名不虚传,油嘴滑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兄弟,在电话局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几年前,矢川在沈阳差点被人打死,我知道那事肯定就是你干的,别人没有这个人胆量……”

    酒喝到最后差不多了,饺子也没剩几个了,老歹这才说出了他的真章:“兄弟,现在的日子都不好过,大哥我也一样快吃不上饭了,你兄弟也不能眼见大哥一家人饿死不是?”说完这话他打住了,等着五叔的反应。

    “那我能帮上什么忙吗?”五叔有些疑惑。

    “当然!”老歹咽下最后一个饺子,有些犹豫的说道:“就是咱后院里堆的那些废铅皮电缆的事,这废旧电缆铅皮,烧化掉制成猎枪弹丸,卖给东北那片的猎人,这不多少也能挣几个零花钱吗?说到底,大哥就是想整点铅皮子卖了,换点棒子面……”  

    五叔一怔:“那还敢偷啊?再说现在也没有多少了,不像以前,等堆了老些才来车拉走,再说现在日本人看管的比以前更紧,偷电缆被抓了,不死也得扒层皮,可不敢整。”

    “你不是工长吗?”老歹皮笑肉不笑的说,“别的你就不用管了,有铅工往外拿电缆你高抬贵手就行,另外如果再有拆电缆的工程,我到现场,兄弟你就当做没看见……?

    五叔和老歹“马家饺子馆”喝酒过了不到半年,也就是快到过年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几个日本特高课和当地的派出所宪兵开着汽车如临大敌似的来到电话局,把五叔从地下室的宿舍里五花大绑地抓走了,五叔被推上汽车,一看老歹也被绑在车里,顿时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原来老歹把偷盗的铅皮电缆根本就没有制成什么弹丸卖给东北的猎户,而是直接转手卖给了别人,也不知怎么回事,这些铅缆七拐八转到了一个什么商人手里,那个商人也不知怎么的就让日本人给抓了,后来又在一家妓院里,把老歹从婊子的被窝里给捉了出来,日本宪兵的刺刀一亮,老歹就拉稀了,老老实实把五叔供了出来。

    老歹立了功,却并没有被赎罪,而是和五叔一起,被日本人关进了岭前监狱。

    监狱的号子里,老歹哭叫着对五叔说他不是人,不该出卖朋友,但也实在没办法,老歹说,日本宪兵押着那个商人去捉老歹,在盘问老歹时,当着老歹的面,就把那个商人给枪毙了,日本宪兵说是抗日分子,造枪弹打日本人,还说如果我不找出谁给我的铅皮,就像这个商人一样被枪毙,我没有办法呀。

    五叔气的把牙咬着嘣嘣响,恨不得几拳揍死这个老歹,但就算是把这个胆小鬼揍死了,那又有什么用?犯了抗日的罪名,就等着哪天被日本人枪毙,还是听天由命吧。

    几天了,老歹在牢里基本上是不吃不喝,整个人连吓带饿脱了相,脸色灰暗就更象一个赖蛤蟆,整天曲倦在牢房的角落里。

    那年月凡是犯下抗日的罪名,就别想活命。

    活该两人命大,日本宪兵把他们两人押进监狱,准备审判枪毙,可就在是最近几天,市内接连发生多起系列纵火案,说是抗日分子放火烧了码头的军需仓库和南山街一带的日本人住宅,还有一日本人夜晚被人杀死在南山一带的酒馆里,几天来,日本宪兵疯狗一样抓了大量的嫌疑犯,也都临时关押在了岭前监狱。

    监狱里一时人满为患,五叔和老歹的牢里也关进来一些嫌疑犯,几天后,又一起被转到另一监号里。

    挨过难熬的几天,犯人们开始接受审训,审讯老歹的是一个中国警官,他从桌子上摆放的一摞纸中抽出一张,头也不抬的厉声问老歹:“你犯了什么罪,怎么关进来的?”

    老歹眼珠转了转,颤颤地说:“我……我杀了一个老暗娼,当时我嫖完了没钱给这个婊子,她就不依不饶,拽着我不让走,把我的衣服都撕破了,我一急眼,就把她勒死了……”那警官听得有些不耐烦了:“好了好了,怎么把这样的犯人也关这里了,你滚回牢房里去,传下一个。”

    五

    一辆苏联制造的“嘎斯”牌卡车载着荷枪实弹的苏军士兵开进了电话局大楼院里,从车上跳下来的士兵四散开来把持住大楼的各个出口,不一会儿,几个士兵从楼里陆续带出一批有男有女的日本职员,押上卡车带走了。

    苏军当即接管了电话局,就在院里,一个大红脸,秃了顶的苏联军官,在翻译和几个中国人的陪同下,拿着花名册,对站成几排的中国职员逐一进行点名核对,突然,五叔发现陪同苏军的中国人当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尽管穿着崭新的中山装,五叔还是认出了那人就是任大哥。任大哥也在众多的人员当中看见了五叔,他微笑着走到五叔跟前,拉起五叔的手:“咱们又见面了,回头找你说话!”五叔欣喜的点了点头。

    任大哥是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之一与苏军一起接收电话局的。后来五叔知道任大哥就是共产党,是有组织的人。当时大连被苏军光复以后,组织还没有完全公开,上级组织派他到电话局协助苏军接管这一重点单位,就是准备让他作为中方的代表,在苏军撤走以后,共产党政府彻底接管电话局。

    苏军接管电话局,除了武装保卫,站岗放哨,其它的实际工作则由任大哥带领着的工人纠察队全权处理。几乎每天晚上,任大哥都招呼五叔还有其他几个骨干职员都在四楼的一个挡着布窗帘的小屋里开会,布置明天的工作,还任命五叔为纠察队队长,组织已经从内部掌控了电话局。

    苏军官兵除了喜欢喝酒,最大的爱好就是开舞会,唱歌跳舞。每到周末傍晚,电话局都要举行舞会,一些外来的苏军官兵军也会来到位于二楼的活动室同那些年轻的女接线员们一起联欢。

    周末,五叔常常一个人在宿舍里,拿出任大哥(现在是副局长)送给的书本啃啃文字,书里面有很多的字他还认不全,任副局长告诉他,要想干好工作,必须得有文化,要想有文化就必须从认字开始,五叔坚信任副局长的话。

    这天又是周末,还没到下班时间,任副局长找到五叔,说晚上别去食堂吃了,咱两出去吃点。

    任副局长带五叔去了离局不远的站前海味馆,两个人点了“鲅鱼烀饼子、酱焖海兔”等几样炒菜,还要了点白酒,两人边吃边唠过了挺长时间。

    五叔有些受宠若惊,认真地听任副局长说的每一句话,尽可能的记住这些话,在不知不觉的谈话中,任副局长还说起了巡街长,哀叹他这么年轻就死了,也不知老婆孩子现在怎么过的:“如果他不死,还会为革命干很多工作。”

    出了酒馆,任副局长跟五叔道别:“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你回宿舍吧”

    任副局长走了几步一回头,发现五叔站在那里没挪步,似乎有点意犹未尽,他停下脚步,思缜了好一会儿,问五叔:“你明天休息有什么事吗?”

    “只有晚上的文化补习夜校……”五叔回答。

    “嗯,那这样吧,明天你跟我出趟差,如果后天赶回不来,单位请假的事,我负责,不知你愿意不?”

    “愿意愿意!”五叔急忙回答。

    “好,明天早起,我派车接你”任副局长说道。

    第二天早晨朦胧中,五叔在宿舍的床上被一个小伙子叫起,说是任副局长派他来接五叔。来到院子里,上了一个蒙着黄色帆布的吉普车,到了车上,五叔发现任副局长已坐在车上,刚要打招呼说话,任副局长伸出一根被手指竖在紧闭的嘴唇上,然后又指了指前面准备开车的司机,五叔点了点头,把话咽了回去。

    吉普车在昏暗的街道疾驶,大概过了半个时辰,好像驶入了土路,坑坑洼洼颠的人左晃右摆。

    东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车子终于停在了一处山脚下,五叔跟着任副局长下了吉普车,那个年轻的小伙子从车上拿下一个大大的帆布邮袋,任副局长对司机说,“你就在这等着,我们一会儿回来。”

    三个人借着朦胧的晨光,沿着山间的小路向山上爬去,翻过一座山,又翻过一座山,来到了山底,任副局长对那小伙子说:“行了,就这儿吧。”  

    小伙子放下邮袋,解开扎口绳,从里面拿出了一把泛着幽幽瓦蓝的盒子枪,又从袋里面的小布包里拿出一个子弹匣,咔的一声推上去,顺手拉开后面的保险栓,递给了任副局长。    

    五叔看着这一切,心里突突直跳,仿佛还是在梦里,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任副局长用臂膀碰了碰他,才回过神来,“使过这玩意吗?”任副局长问道。

    “没。”五叔颤颤的回道。

    “今天咱们到这里,就是试试这把枪,你除了学文化,还要学会打枪,否则有些任务你无法完成。”说着任副局长举起枪,向几十米远的一块石头上的瓶子眯缝着眼开始瞄准,“啪”的一声枪响,瓶子周围冒起一股白烟,然后他把枪递给五叔,说:“你也来试试,没什么难的,熟悉了就好了,练完了枪,下午你就跟我去奉天。”

    这是五叔一生干过的最值得骄傲的事,尽管他的档案里没有记载,不是当事人也不会相信发生过这件事,但五叔一生是不会忘记的。后来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就是后来担任某省委书记的任副局长离休后所口述的回忆录中有这样几句话:“在党还没完全公开时,大连城市的局面非常复杂,那一年我去沈阳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护送我去的是一个年轻人,火车到了鞍山,上来几个好像是国民党地方警察的特务,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好像直冲着我来的,两个特务强行把我带下火车,当火车开走后,这两个特务就要给我上手铐,使劲的往铁路值班室里拖,正在这时,那个护送我的年轻人在离我们十几米远的地方掏出盒子枪,冲天放了一枪,那两个特务当时就吓的趴地下了,我抓住机会,拼命挣脱了他们,急忙穿过铁轨,跑进铁路对面的树林里……”

    那件事后,五叔是一个人回到大连的。自此以后他再也没见过任副局长。

    想起那天惊心动魄的护送,五叔心里还是有些后怕。

    火车到了鞍山站,上来两个不像是警察的人强行把坐在后排的任副局长拖下车去,他也急忙跟下车,在站台上离他们有十几米远,见那两个人生拉硬拽就要把任副局长带上手铐拖进值班室,他来不及多想,从包袱里拿出盒子枪,扒开身边的人,把枪口对着纠缠在一起的三个人,但是他无法开枪,怕伤着任副局长,情急之下,他抬起枪,对着天空扣响了扳机,尖锐的枪声使站台上的人霎时间四处逃窜,那两个特务也瞬间条件反射趴到了地上,五叔看到任副局长乘机拼命挣脱掉两个特务的抓捕,脱兔一般飞身跳过站台,越过铁轨,朝山上的树林里奔去,他也慌忙转身混入惊慌失措的人流向站台的反方向跑去……

    天已全黑下来,躲在离站台很远的煤堆后面的五叔才小心翼翼的走了出来,他四下张望,除了远处站台上昏暗的灯光,看不到一个人影,他快步穿过铁路,顺着任副局长逃跑的路线奔进小树林里。

    黑黝黝的树林里看不清上山的路,五叔在这个树林里转悠了将近一个时辰,也没见着人影,他又不敢大声呼喊,成功脱险的任副局长怎么可能这么长时间还呆在树林里?

    就这样五叔和任副局长失去了联系,他六神无主,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就眼下的情势来看,回家是惟一的选择,可怎样才能安全的回到大连?

    五叔不敢去车站买票,站台上放的那一枪肯定使得警察特务如临大敌,说不定正在四处抓人,还有身上的这把匣子枪更不能带在身上,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任副局长的这把匣子枪丢了,于是五叔找了颗最大的树,在树根下面用石头刨了个坑,把枪埋了起来,又在树身上刻了记号。

    他回到离车站不是很远的地方,趴在铁路边的小树林里,两眼盯着来来往往的装满货物的火车,只有扒上南去的火车才可能回到大连去。

    天开始淋淋漓漓的下起雨来了,他在树林里浑身湿透,又冷又饿,直打哆嗦。终于等到一列南行的运送煤炭的火车,他扒上车厢的煤堆上,开始一路南下……

    五叔一路辗转了三四天,换了多次的火车,终于挣扎着回到了大连。

    当天晚上,五叔就病到了,发着高烧,爬不起来了。

    苏军上校派了一个随军的女护士来给五叔打针,这个护士叫娜佳,是个漂亮的俄罗斯姑娘,个子高高的,蓝眼睛,金色的头发,胸脯鼓鼓的,象揣了两个兔子,走起路来一颤一颤的。

    娜佳浑身上下透出一股野性,不管多么冷的天,也只是穿着长裙子,说话嗓门很高,喜欢唱歌,笑起来无所顾及。周末的舞会,自然少不了娜佳,她陪上校跳舞,因为个子高,上校就紧紧的搂着他的腰,把头帖在她的胸脯上,上校的年龄看起来要比娜佳大了许多,如果不是穿着军装,光头上校就像一个农场的老头,身上永远散发着熏人的汗臭和烟酒味。

    苏军的宿舍在三楼,而宿舍在地下室的铅工们,也时常能听到楼上洗漱间传来娜佳的俄罗斯咏叹调。

    娜佳在走廊里遇见中国的小伙子,就会哇啦哇啦的说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达瓦里士,你好!”有时不管对方愿不愿意,一把拉过来,照着年青人的脸上就使劲的一吻,吓的那些个中国小伙子一见她走来,赶紧逃命似的躲的老远。说来也怪,娜佳只要一碰见高大魁梧的五叔,立马就象一个害羞的小姑娘,垂下长长的眼睫毛,脸上飞起一片红霞,猫一样从五叔的身旁幽幽地走开。

    娜佳给五叔打完最后一针,却并没有离开职工宿舍,她在五叔的床边静静地坐下来,把白皙温暖的手放在五叔的额头上挺长时间,用生硬的汉语说:“没事的,就快好了!”离开时,不管五叔愿意不愿意,一定会在他滚烫的额头上亲一下,“再见!可爱的天使。”

    这天又是一个周末的晚上,从四楼传来上忽远忽近的舞曲声,宿舍里,仍有些虚弱的五叔迷迷糊糊的躺在床上,不知什么时候,一股香气冲鼻而来,脸上被人蒙上了一块东西,他睁开眼睛,原来是一块洁白的,用手工钩编的撒上了香水的围巾,他抬起头来,发现娜佳手里捧着几朵塑料花,脸上红红的正座在床边默默地看着自己。五叔一激凌,赶忙坐起身来,娜佳浑身散发着难闻的香水味,似乎还混杂了一股“伏特加”的白酒味道……

    “你……”五叔有些口吃。

    娜佳的蓝蓝的眼睛幽幽地看着他,用手指着自己的心口:“娜佳……喜欢你!”她全然不顾五叔说些什么,丢掉塑料花,一下子紧紧地抱住了五叔,连头带脸狠劲狂吻他,紧接着她抓起五叔的手,把它放到自己的已敞开衣服里,放在她那白白的、顺滑且丰满的乳房上……

    在五叔二十几年的生涯里,除了母亲姐妹,他没有接触过女性,甚至没有跟陌生的女性说过话,此时的他,如梦游一般,不知几时几何,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只觉的浑身有些颤抖,血在不断的往头上涌,他茫然,甚至有些恐惧,他已身不由己,眼看着就要随着娜加的疯狂跨越人生一个新的阶段……

    就在这时,随着一阵门窗玻璃的破碎声响,本来就没关着的门被人狠狠地踹掉了,挨着门框,斜站着已喝红了眼,衣衫散乱,手里还握着酒瓶的秃头上校,他嘴里一边发出阵阵怪叫,一边把手里的酒瓶送到嘴里猛灌,接着他就把酒瓶狠劲摔在地上,踉跄着几步窜过来,抻手揪住娜佳的长发,狠狠地把她拖到了地上,他抬起钉满铜扣的长筒靴,照着娜加身上胡乱地踢起来。娜佳并没有大声喊叫,她只是用双手护住前胸,低声的呻吟着,忍受着这痛苦的惩罚……

    五叔一下子懵在了床上,短时间不知道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当五叔看到上校疯一样用皮靴狠踹娜佳时,这才明白刚才发生的事是与他有关的,他掀起被子,忽地从床上跃起,象一头凶猛的猎豹扑向上校,一下子将上校扑倒在地,紧接着又挥起拳头,一拳将上校击出门外,被扑倒的上校在门外滚了几圈,迅速起身从腰间拔出携带的手枪,将枪口对准了五叔,五叔也毫不畏惧,回身从工具皮带上抽一把电工刀,就要冲向上校……

    娜佳此时已完全吓坏了,她停止了哭泣,从地上爬起来,跑到门外紧紧抱住上校的腿,哭叫着,跪了下来……

    五叔挺站直身子,盯着上校说:“这事与她无关,有种你就冲我来……”

    第二天一早,五叔因破坏中苏关系被公安局的吉普车带走了。

    六

    五叔的问题比较严重,在保卫处是挂了号的,直至苏军撤离了这座城市,他的问题也没有最后的定论。后来经过公安部门慎密调查后,他重新回到了铅工班。但是就凭给日本人当过工头以及破坏中苏关系的事件上,在政治上他就不是一个什么积极分子,而是有理由被划入“坏分子”的队伍里,至少是一个可改造好的“坏分子”。

    自此五叔就带着可改造好“坏分子”的帽子接受改造。凡是有什么群众运动,五叔就是现成的反面一员。好在他没有什么文化,又没有什么政治言论,也算是根红苗正,出身贫苦,所以也没有人故意来找他的麻烦,那些绞尽脑汁想出风头的运动积极分子,也知道从他身上实在找不到什么可以利用的政治佐料,也就不大理会他了。

    局里来了个脸黑黑的革命军人,称“军代表”,原局长因抓革命不力被撤职,一切工作就暂由“军代表”负总责。

    自从“军代表”来了以后,在局里开始热火朝天的组织群众运动,早晚都得开会学习。

    钳工班没几个人正经干活了,可是人们却显得比以往更加忙碌。大楼里开始出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就连过道的墙上都贴满各种标语,楼里没地方贴了,干脆在院子里拉上铁丝,把大字报挂上去。大字报的内容也是千奇百怪,一句话,一件事,都会成为大字报批判的重点,还有的在人名字上画上红×,有的干脆就是漫画集。人们除了写大字报,就是不停的开会、学习、讨论。好像有永远开不完的会。

    五叔做为一个可以被改造好的坏分子,身份特殊,每次的大会小会学习会讨论会他都必须参加。由于认得字不多,实在写不出更多的交代材料和思想汇报,也就没有人难为他。

    有一天,五叔奉命到四楼的会议室听报告,就在会议就要结束时,那个黑脸军代表站起身来大声说:“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洪局长做报告。”掌声想起,只见一披着黑色大衣的人从舞台的边上一边朝台下挥手一边稳稳的走到了讲台前……

    “是他?老歹?” 五叔惊诧的说不出话来。

    还是那个尖嘴猴腮的模样,五叔是不会忘记的。

    五叔脑子一下子混沌起来,甚至恍惚起来,这个洪局长是那个偷铅皮电缆、被日本鬼子抓住,一同蹲过岭前大狱的老歹吗?

    老歹此时已全没有了以往的那种卑怯相,尽管胖了些,但黑洞洞的塌鼻子还是那样显眼,黑脸更黑,到显出那白边的眼镜更白,个子虽不高,却硬挺着身子站立着。他晃了晃身子,站稳,用手指弹了弹麦克风,并用嘴“呼呼”了两声,便开始做起了报告。

    他简单地回顾了他所走过的革命历程,痛说他如何逃离富农的剥削家庭投身革命,如何为革命舍生忘死筹集枪枝弹药而被汉奸出卖被日本鬼子抓进了监狱且差点被枪毙,又是如何机智勇敢地发动监狱暴动,逃了出来等等,讲得嘴角都是白沫沫,台下的人,被他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英雄人物的事迹不断鼓掌喝彩。只有五叔,似乎在听一个久远的传说,怔怔的象无人理睬的木桩,呆坐在角落里。

    “这个驴进的,真能胡说八道。” 五叔心里骂道。

    报告会总算结束了,台下的人们开始顺着舞台两侧的门向外走去,在走到离舞台大约十几米远的地方时,他看到老歹正在舞台上被蜂拥而至的年轻人簇拥着,谈笑着,就在他一仰脸的瞬间,被老歹的眼镜片晃了一下,他发现老歹正在怔怔的看着自己,五叔急忙低下头,避开老歹的目光,逃离了俱乐部。

    一天,市局组织部来了三人调查组,其中一戴眼睛的干部人找到五叔,说是调查核实有关日伪时期的一些事情,五叔把知道的都原原本本的照实说给了组织,那戴眼镜的人没说什么,让五叔在一些材料按了几个手印,走了。

    过了没几天,五叔又一次被抓走了,直接关进了岭前监狱。

    一连蹲了几天监室,除了送饭菜的狱警,根本就没人搭理他,五叔心里更加发毛,冥思苦想了几天几夜怎么也想不出到底犯了什么罪。

    终于有一天,那个原来在单位问过他话的戴眼睛的组织部的干部和监狱人员一起来审他了。

    他们把五叔带到一小屋,问完一些常规的问题后,那个公安先出去了,屋里只有五叔和组织部的干部。

    干部抬眼看了一眼五叔,慢慢说:“你上次交代说偷卖铅皮电缆是和什么老歹的老乡有瓜葛……经过我们调查核实,明明是你自己干的事,为什么要连带别人?”

    五叔道:“那个老歹,姓胡,确是我老乡,当时我看到他们偷电缆铅皮,也没问他到底要铅皮干什么,只当是他偷着卖了弄俩钱花。谁知这家伙后来偷了那么多?也不知怎么铅皮捣腾到沈阳去了,同伙被日本人抓了,把他供也出来了,本来与我没什么干系,可这家伙莫名其妙把我也牵扯进来了,还带着日本特高课把我一起也给抓了,我蹲了近一年大牢,可这小子没关几天就不知哪去了……”

    “住口!胡说八道!”干部猛一拍桌子:“你最好还是老实点……”

    此时干部站了起来,盯着稀里糊涂的五叔好一会儿:“你刚才说的是不是在编故事?你想欺骗组织吗?”

    五叔吓得腿直哆嗦:“同志,我说都是实话,我怎敢欺骗组织呢,组织可以去问问钳工班的工友们,看我是不是说谎,在说我俩在钳工班……”

    “好了,不要再说了”干部厉声止住了他:“今天我来监狱,实话告诉你,也是来救你的……”

    干部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纸,从镜片上方看着五叔:“下面我说的话,你就仔细听着,别插嘴,看我说的对不对……”

    他接着说道:“大会上作报告的是洪局长,而不姓胡。”

    ……洪局长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彻底的革命者,党的好干部,他为革命做出很多贡献,曾经为了给东北的抗日武装筹集弹药,通过一个老乡,收买了一个为日本人干活的课长,先后为抗日武装提供了十几吨的铜铅电缆等物资,后来在一次运送铜铅上山的途中,由于判徒告密,不幸落入敌人手中,被俘后,洪局长宁死不屈,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发动狱中革命同志集体暴动,最终逃出敌人魔掌,找到党组织,重新投入革命队伍中……”

    干部说到此,停止了下文,从眼睛镜片上面看着五叔的反应,问道,“我刚才说的,是不是事实,咹?”

    五叔听到这些,似乎在听一段报纸上的英雄事迹,此刻的他已满脑袋浆糊,他听不明白干部的刚才念的这些是什么文章,什么姓洪姓胡,抗日武装,电缆物资,这些跟他坐牢又有什么关系?只是下意识的应道:“是、是的、只是这些……”

    干部打断他的话,“我再问你,你是不是为日本人当过汉奸工头?”

    五叔急了:“不、不是,虽然我给日本人干过工长,但我从没有真心为日本人做事,也从没做过对不起铅工的事,组织可以去铅工班调查……”

    干部接着问:“还有,你色胆包天,竟敢想同苏联老大哥的爱人睡觉,破坏中苏关系,是不是?”

    “这……”五叔没想到这事有这么严重:“不是那么回事,那次是我生病了,那苏军女军医来给我打针,我们也没干成什么事,说破坏,这事冤枉……”五叔道。

    “好了好了。”干部打断他的话,“就凭这几件事,没枪崩你,算组织给你一条出路,这你还得感谢洪局长,局长说起过在电话局作地下工作时接触过你这么一个老乡……”

    干部停了下来,看到五叔再也不言语了,口气也缓和了许多:“我这次来,是领导的安排,你听仔细听好了,如果你按刚才我说的事实去交代,你就可以马上被释放回到电话局上班,如果你不老实,再胡说八道什么老歹、妓院、偷铅皮那一些烂事,就让你蹲一辈子芭蓠子,我说的你明白不……?”

    五叔翻了翻眼睛,脑子在经过一连串的翻江倒海:“嗯!,我明白了。”五叔总算明白过来了。

    干部:“你只要在这些材料上签上名,摁上手印,回头就有让人来给你办理出狱手续,回单位上班,记住,就是回到单位,也别胡说八道。”   他让五叔在一大堆材料上,在不同的地方一连摁了好多手印。

    七

    这场正在进行的史无前例的运动,正在戏剧性地变化发展着,没有人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各式各样认为真理在自己一边的派别组织象雨后春笋般树起了大旗。

    在军代表的指导下,电话局的革命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首先是要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分清敌我,旗帜鲜明的表明立场,别站错队。

    五叔虽然说是属于触及灵魂便可以改造好的“坏分子”,但是无论如何不是革命队伍的一员。好在他是不识几个大字的也根本复辟不了资本主义的普通铅工,工作上也是吃苦耐劳,在铅工班,他是电缆查漏保气封焊的技术上的“大拿”,而眼下的铅工们都去闹革命了,出了通信障碍根本找不到人干活了,“军代表”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能也不敢把铅工们从会议室给喊出来去抢修,那样可能会被戴上破坏同志们“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帽子,第二天就有可能被贴“大字报”。所以“军代表”眼下也只能带着五叔一个兵去抢修现场了。

    无数的通信障碍根本就维修不完,五叔白天晚上忙得几乎见不得人影了,那些搞革命运动的人们也就没人关注他这个小小喽喽了。而此时革命斗争的大方已开始将矛头指向那些正在当权的走资派了。

    那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洪局长也不知因为怎么事,在一次全局职工大会的主席台上,突然被众多身穿绿军装、臂带红袖章的青年在背后五花大绑起来,战斗队员们撤掉主席台座椅,直接把他拉倒主席台中央,他的两条臂膀被人强行扭到了后背高高的架起,超过了头颅,已花白的头发被人无情的揪起,被迫扬起更加惨白,刀削般瘦弱的狐狸脸,塌鼻子显得比以往大了许多,两个黑黑的洞洞直指台下,他的嘴角有已流出了的血,一块用粗木板钉成长方形的大木牌子用铁丝子勾住两边,硬生生套在他的脖子上,木板上糊着白纸,上面用粗大的毛笔字写着丑陋扭曲的“叛徒、内奸、工贼的徒子徒孙”的黑字。在如林的拳头和山呼海啸的口号声中,职工大会随即变成了批斗大会。

    在经历抄家,无数次批斗殴打等折腾后,老歹终于被定性为“黑五类”成员,被下放到铅工班来洗刷灵魂了。

    没有了往日传奇人物趾高气扬的神态,老歹彻底被改变了,走路低着头,顺着墙边遛,说话低声下气,躲避着人们的目光,见到五叔,嗫嗫地说,“老哥,是我对不住您,我不是人,让您跟我一起受罪,您恨我,打我都中,老哥您宰相肚里能乘船,原谅你老弟吧,,都是我作孽啊……”

    老歹抹起了眼泪:“要不是看着儿子还太小。我早就从楼顶上跳下去了,可是想死都不成啊,老哥,我一人死了到痛快了,可老婆孩子怎办?”老歹哭出了声,不断的咳嗽着。

    五叔最看不得别人的眼泪,“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算了,算了,都到了这一步,还提过去的事干吗,好了好了,现在咱俩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一个屌样,穿上工作服,就跟着俺出班干活去吧。”

    “谢谢您大哥,有您这句话,宽宏大量,您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老歹眼里涌出泪花。

    老歹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回到了钳工班劳动改造。他表现的相当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从不缺席,什么时候开批斗走资派大会,让他陪绑,他腰弯的最低,喊打倒自己的名字口号喊的最响。遇有抢修等活也舍得下力气,抢着干。

    一次架设电缆线杆,班里几个青头小子把木杆的一头裁到坑里,回头喊老歹抬另一头,抬到一半几个人把木杆放在老歹的肩上,说了声,你自己立吧,跑到一边抽烟看热闹去了。

    老歹开始还强挺着,不到半根烟的功夫,身子便开始打晃,麻脸越发黑紫,汗珠子也下来了,两腿筛糠一样发抖,眼见着就要被木杆压趴下去,正在这时,五叔一个箭步冲了过来,一抻手扶往木杆,老歹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谢……谢”,话没说完,就躺到地上不动了,大伙一看这情势赶紧走上前来,五叔半跪着,抱起老歹,连掐带卷地折腾了好一会儿,总算使老歹缓过气来,老歹喘息了一会,刚要起身,随即哇的一声,嘴里喷出一口血水,脸白的吓人。

    五叔赶忙把老歹背起,送到宿舍自己的床上休息。回头他对几个毛头小子说,以后谁再这样折腾他,我揍扁了他,谁也不能拿人不当人。

    自老歹病了以后,五叔主动要求把老歹编在自己一个小组出班,不让他干重活。

    一天,老歹穿了一身洗得发白的干干净净的工作服来上班,磨磨蹭蹭瞅着班里没人的当口,犹犹豫豫地从工具袋里摸出一瓶用破纸包着的白酒,放在五叔的床上,嗫嚅着,“大哥,谢谢你对我的关照,我家人都会记得你的恩德……你对我好,今生无以回报,下辈子再报答,这瓶酒,就算小弟的一点心意,你收领了,小弟会好受一些……。”

    五叔瞅了瞅老歹惨白的脸,说道:“命该一尺,难求一丈,你已经这样了,为老婆孩子多想想是对的,好好活着吧。”

    “是啊是啊,”老歹接着说道,“老哥你说的对,我这辈子算完了,这都是报应啊,不能让儿子跟我一样,我对不起别人,无论如何得对得起儿子……”停了一会儿,老歹似乎欲说又止地对五叔说:“老哥,兄弟有件事,想求你再帮一次忙……。”

    “说吧,什么事,我还能帮什么忙?”五叔道。

    “是这样,咱们国家有规定……如果职工因公死了,子女是可以接班的……”老歹打住没说下去。

    “说的什么烂七八糟的。”五叔不解。

    两个人来到一个电缆漏气的线杆下,老歹手脚哆哆嗦嗦地支好自行车,从工具包里拽出一卷皮线,又在自行车后车架上解下脚扣,箍在电话线杆上,抻脚插进脚扣眼,两手抱着木杆就要往上爬。

    “你干嘛?用不着你上去,你就在下面等会儿把汽油喷灯点着就行了。”五叔道。

    老歹就象没听见似的,一下一下的攀到了杆顶部。

    “找死呀,怎么不系安全带?”五叔抬头冲着老歹吼了声。

    话音没落,就猛然听到头上传来异样的声音:“老哥,小弟这就走了,求你帮个忙,为我作个证,我来生再报答你了……”

    五叔抬头一看,老歹不知从哪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一根粗铁丝,前头还弯了个钩钩,正一点一点地抻向头顶上方三、四米高的高压线。

    “你干什么?……”五叔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赶快下来,有话好说,要帮什么忙我都帮你……。”

    老歹此时已泪流满面,嘴里念叨着“作个证……公伤啊……接班!”

    五叔只觉得一道闪电刺痛了双眼,随既听“噗嗵”一声,一团黑影从空中象一条大布口袋似的摔落到地下……

    五叔霎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本能地抻出手,想接住那团黑影,但已晚矣,他一个箭步冲到老歹身边,跪下一条腿,抱起了老歹。

    老歹的脑袋耳朵汩汩向外冒着血,胸口一侧和一只手已呈黑糊状,两眼珠死鱼一样目无定处,他嘴唇动了动,五叔俯下脸,老歹用尽最后的力气:“……公伤,,,,,,儿接班……”

    在处理老歹的后事时,五叔才算真正弄明白老歹要五叔帮忙作证的事。象老歹这样的“黑五类”,死了,根本不足为惜,死有余辜,如果是自杀,那更是自绝于人民,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如果是因公死亡,属“工伤”那就另当别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死者家属可以得到抚恤的,儿女是可以接班进单位参加工作的。

    五叔从心里为老歹难过,尽管老歹以前做些过什么,但人活着都不容易,尤其象老歹这样的人,人生也经历过种种磨难,眼下活不下去了,死了也就罢了,而现今的老歹,活着,不象人,想死也不是件痛快的事,就连怎么个死法,都由不得他自己。

    五叔在组织来调查处理老歹后事的时候,没有说老歹故意触电的事,他不知道这是在欺骗组织还是在帮老歹的忙,心里已没有了方寸。

    前来调查处理老歹后事的人,有一个曾是五叔的徒弟,他似乎感觉这事有点蹊跷,他心里也许明白师傅的心思,也同样知道师傅的为人,所以报告也就按师傅所说的交了上去。

    老歹死了,他的儿子按政策规定,可以接父亲的班参加工作,就这样,中学还没毕业的小老歹进了电话局,一个“反革命”的儿子,理所当然地被分配到了全局最苦最累的铅工班,而恰恰又分到五叔的手下,成了他的徒弟。

    说实在话,五叔开始并不喜欢这孩子,总觉得这孩子身上,有着老歹的影子。但五叔又从心里可怜这孩子,大人们就算做了天大的孽事,与孩子有什么相干,不该让孩子跟着大人遭罪。

    小老歹生的单薄枯瘦,像根麻杆,个头比老歹高多了,脸盘除了耳朵像老歹,其他还真看不出老歹的痕迹。

    小老歹平时话很少,沉默的像一块石头,不象他爹,满嘴淌话流子。这小子有空就捧本书看,人很聪明,干活有不懂的地方,小声小气的问师傅,听明白了,就不会问第二遍,而且活干的很仔细,很符合标准,这一点,五叔倒是挺喜欢。

    小老歹人很勤快,对师傅也侍候得体。每天,总是早早的来到宿舍里,扫地擦桌收拾工具,打来热水倒在脸盆里,端到在木橙上,再把牙膏挤到牙刷上放在一边。然后拿着师傅的饭盒到食堂为师傅打早饭。

    有一次赶上周六,小老歹把师傅的一些衣服被褥拆了下来月床单包好,说是拿回家让妈妈洗。开始五叔坚决不从,看到师傅严厉的神色,小老歹有些害怕,低声说:“是妈妈让我这样的……。”

    看到小老歹那稚气末消的娃娃脸满是惶恐,只好说:“好吧,回去跟你妈妈说,只这一次,行了吧。”

    “嗯,我听师傅的。”小老歹高兴地笑了。

    又是一个周末,下了班,小老歹磨磨蹭蹭地围着师傅干这干哪,没有回家的意思。五叔问他;“怎么还不回家,是不是自行车坏了,先骑我的走吧,明个休息,师傅给你修一修。”

    “不不,车子没坏。”小老歹赶紧回答。

    “那你怎么还不回家,别让你娘惦记……。”五叔撵他走。

    “师傅,我妈说……想请您去家里吃饭。”小老歹终于鼓起勇气说道。

    “吃饭?到你家?不不,不去”他硬声说道。

    看到小老歹站在那儿不知所措,他缓声道:“你了解师傅的脾气,活到现在,除了跟你叔叔大爷们……”他顿了一下:“还有你爹,我们经常去饭馆喝酒,从没去谁家里去吃过饭,回去跟你娘说,师傅谢谢了了。”    

    看到小老歹站着没动,五叔想了想,拉着小老歹的手说道:“你要好好工作学习,好好做人,别象你……”说到这,他刹时间打住了,“别象你师傅,活到这年岁,什么也不是……。”

    “不,不是的。”小老歹说:“我妈说,师傅您是天下最好的人,让我好好地跟您学……。”

    “哦,你娘把我抬高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不去做害人的事,心里就永远是透亮的。”停了一会儿,他接着道:“你还小,现在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你都别理会,好好工作,多读些书,别象师傅这样,没文化,将来要吃苦头。你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汉子,才对得起你死去的爹……”。

    “我记下了,师傅。”小老歹说道。

    八

    这年的秋天,声称最大、最具革命性的两个派别在经历了几次有上万人参加的广场大辩论后,终于决定火并了,因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山不容二虎,哪派取得最后胜利,当然就是纯粹的革命派了。

    几天来,电话局除了长途电话台席值班的话务员不能离岗外,凡是能走开的,都跑去市府广场看大辩论去了。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甚至没有权利不让工人同志们去参加革命运动。

    “军代表”刚刚接到市军管会的一个紧急电话,说是市政府包括军管会和一条战备线路连接外部的电缆不知什么地方阻断了,初步判断可能被枪炮打断了。局里已找不到其的线路工了,“军代表”只好和五叔小老歹一起,待上工具包,把近十米长的竹梯子搭在三轮车上,一起向市政府方向奔去。

    三人顺着连接市府的架空通信电缆的线杆一根一根的一路搜寻下去。在市府广场几百米远的中山路上,三人不得不下车推着三轮车慢慢前行,因为这条全市最长、最宽的主干路上,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已经停运了,道路中央上停放着几辆残破的卡车,显然是被拖到路上当路障的,几个路口也都摆放着有半人高的铁蒺藜围挡,一对对头戴柳条编织的安全帽、臂带红色袖章、肩背长枪的人在路口把守着,看见三人推着长梯子的三轮车在铁蒺藜前停下,准备穿过道路,一个柳条帽战士走了过来,问道:“你们是那个战斗队的?” 五叔看到了一张稚气未退的娃娃脸,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酒味,大大的安全帽象一口小锅扣在头上,还没等他反应归来,“军代表”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证件本,递给了那个小战士,那个小战士一看证件赶紧向不远处一头戴钢头盔的高大的人喊道:“报告张司令,这有一个军管会首长要通过封锁线!”那个被称作张司令的正忙于用步话机通话,冲这边含量一声“放行。”

    柳条帽小战士摇晃着走到铁蒺藜前,伸手抬起铁蒺藜一端,挪开一个口子,让师徒二人他们过去了:“快过去吧,一会儿发起总攻就过不去了。”

    宽阔的马路上已看不到行人和车辆,气氛显得很紧张,在马路两端的树荫下,聚集着一群群的柳条帽,腰上扎着武装带,相互间低声说着什么,有的手里拿着长枪,有的拿着闪闪发光的大砍刀,神情紧张象等待冲锋命令的军人。

    三人战战兢兢的顺着线杆往前走,路过一个胡同口,五叔差一点惊叫起来,胡同里摆放着一门足足有十几厘米粗的绿色炮管的大炮,炮口直指距此不远的马路对面一所学校的教学楼,几个柳条帽正坐在大炮的车轱辘上,正在吃罐头一类的东西,地上散放着几个空酒瓶子,一根粗粗的麻绳一端缠在大炮的拉栓上,一头顺着地面排出去十几米远。

    在胡同前头不远处,停放着一辆卡车改装的装甲车,上头蒙着草绿色的塑料网,卡车的四周,被焊上了铁板,只在前面车窗部位,有两块可掀起的活动板,以便驾驶者查看方向,在驾驶楼顶,架设着一挺轻机枪,枪的后面,站着一个故意把白色柳条帽染成斑驳绿色的年轻人,手指紧扣扳机,瞄着对面的教学楼,看这阵势,这场武斗似乎一触即发。

    三人弓着腰,小心翼翼的贴着路边的一溜槐树前行。此时的教学楼四周,已经布满了柳条帽们,所有出口,都设置了路障。街道上,死一般的寂静,突然,头顶上响起了一阵炸雷似的声音,是架在树干上的两个大喇叭发出的声音:“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紧接着就是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坚决消灭一小撮阶级敌人”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每一句口号的最后一个字都是拖了相当长的音,口号声音刚停,便开始响起慷慨激昂的战斗进行曲,让人听得热血沸腾……

    三人在被包围的教学楼的对面马路边上,终于发现了被打断了的电缆。

    这是一条直径大约五厘米粗的五十对线的铅皮主干电缆,架在离地面有近10米高的钢绞线上的托钩上,断开的位置恰巧是在两根线杆的中间,如果要完成接续和封焊,必须将竹梯子斜搭挂靠在钢绞线上,人站在梯子才能完成作业。

    五叔打量了一下高度和位置,对“军代表”和小老歹说:“咱们得先把梯子勾搭在绞线上去,我上去接线,跟机房测量员对线,你在下面扶住梯子。”

    他转身对小老歹说:“你把喷灯点上,调好火苗后,就到后边墙根等着,我不喊你,你别出来,喊你,你就飞快出来把喷灯绑在绳子上交给军代表就行了。”

    小老歹说,“师傅,我身轻,还是让我上去吧。”

    “不行,你手头还差远了,别跟师傅争了,咱抓紧时间,封焊好了赶快撤,这里一会儿要打枪,太危险了。”

    小老歹并没有按照师傅吩咐的到后面墙根等着,而是就站在梯子的下面,和“军代表”一起双手扶着不停摇晃的竹梯。

    五叔顺着竹梯爬到钢绞线上高半个身高,然后带上耳机,将身子依附在钢绞线上开始作业。

    街道上仍在回响着战斗进行曲的旋律,不知何时,对面教学楼顶上的塔楼上,竖起了一面红旗,并从大楼里循环传出了雄壮嘹亮的国际歌的歌声。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五叔用颤抖的双手终于把断揽接续完成,他来不及擦去满头的汗水,急忙招呼小老歹,把喷着蓝色火苗的黄铜制造的喷灯绑在绳子上,交给“军代表”,然后用上梯子前已绑在腰上的绳子一点点把燃着这火苗的喷灯提上了来。他小心翼翼的等喷灯停止了转动,伸出一只手一下子抓住喷灯木质把手,另一只手从身后的工具包里,抽出一块有二十厘米长的被剖开的铅缆,包覆刚接续完的断缆,用喷灯喷出来回烧烤铅缆,铅皮在遇到高温便开始融化,在铅缆被烧软即将和断缆融为一体时,他又从包里掏出一块白蜡,不停地用喷灯烤着白蜡在铅缆的接缝出来回涂擦,这是防止潮水气侵入电缆造成障碍。

    正当他就要完成封焊作业时,从刚才经过的胡同里想起了一声惊天动地的炮响。大地都在颤抖,胡同里冒出了冲天的白烟,五叔在梯子上被惊吓的一下子丢掉了手里的白蜡,身体紧紧的曲卷在钢绞线上,炮响之后,四周住宅的玻璃哗哗的掉下来。放炮的胡同里飞出了几个柳条帽,在地上不停的滚动着,胡同口几颗粗大的槐树被折断了无数的枝叉,在对面教学楼东南角四层与五层楼之间,出现了一个大大的冒着黑烟透亮的大洞,这是被刚才的大炮打穿的,紧接着,便想起密集的枪声,那些刚才站在路边等待战斗的柳条帽们,有组织的一起向教学楼开始射击。

    枪声正酣,正在这时,从西边顺着铁轨呼啸着冲过来一辆敞篷的黄色吉普车,车上除了司机,站立着一个头戴钢盔的的男子,车子冲到教学楼与放炮胡同口的中间,那男子扬起双手紧握着的匣子枪,左右开弓向路边正在向教学楼开枪的柳条帽们射击,还没等柳条帽们反应过来,吉普车已冲到前边去了,片刻,吉普车发现了路障无法通过,只好快速调转车头往回开,由于车速过快,在掉头时一下子把车上持枪的男子甩出了车外五六米远,司机紧急刹车,想倒车救那男子,只见路边胡同里立刻冲出几个柳条帽战士,手握大砍刀和军用小铁锹直奔吉普车而来,见此阵势,吉普车司机没敢停车,不得不丢下同伴,急忙驾车向西疾速逃去,手握砍刀和铁锹的人一齐上前,围住了被吉普车甩下的持枪人……

    教学楼里的国际歌声仍在回荡,楼里已经开始起火燃烧,密集的子弹从耳边嗖嗖飞过,五叔颤抖的双腿已不听使唤,更听不到下面“军代表”小老歹声嘶力竭的喊叫,突然,一颗子弹打在了他手中正在喷着火苗的喷灯上,他“啊”的一声下意识的丢掉了喷灯,腿一软,身体顺着梯子掉了下去……

    等他慢慢的苏醒过来,发现躺在了小老歹的怀里,小老歹泪流满面,不停地在呼唤着:“师傅,师傅醒醒啊……”五叔想起身,可是腿脚已不听使唤,一动立即感觉到腰和右腿钻心的疼痛……

    四周的枪声似乎停了下来,只听忽远忽近的声音飘过来:“革命同志们,我们是警备区教导队的,奉军管会的命令,请你们立即停止武斗,将武器上交军管会……”

    几辆军用卡车沿着马路中央的电车铁轨慢慢开过来,车上站满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

    一辆军车急速开过来,停在了五叔和小老歹的身边,车上跳下来“军代表”和几个解放军战士“快快,快送医院……”“军代表”急声喊道。

    九

    岁月是谁也留不住的,时光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

    一天,局里召开大会,会上宣布摘掉五叔头上戴了多年的“坏分子”帽子,同时也为“老歹”等包括一些死去的人恢复名誉。

    四周响起了掌声,无数双眼睛在会场上搜寻着他的身影。

    五叔正静静地坐在最后一排的长条木椅子,花白的头发,颤抖的手指,夹着早已熄灭的卷烟,抽泣着低下了头……

    回到宿舍,小老歹一下子扑到他的身上:“师傅……”      

    五叔伸手抹去小老歹脸上的泪水,拿起工具袋:“走,咱们先把障碍修了,告诉你妈,下了班,去你家喝酒。”

    十几年后,已退休多年的五叔因白血病住进了医院,医生在病历上写着,因长期接触金属铅,已使他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血铅中毒,多个器官功能已严重衰竭了。

    五叔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走了,他对小老歹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我山东老家的祖坟地吗,等我走了,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那个地方,把我送回老家,我要去找我的爹娘……”

    弥留之际,他拉住小老歹的手:“有你给我送终,我知足了……”

    几天后,在山东老家的祖坟地里,新添了一座坟墓,五叔的灵魂和他经历的一个时代,被一起埋葬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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